90后听障大学生自述：听障，是另一个起点

作者：莫昌耿，北京联合大学听力语言康复专业毕业生，目前在韩国翰林大学进修听力学，读小学时因庆大霉素导致中重度耳聋，从此与听力语言康复领域结下不解之缘。

我是一名听障大学生，凭借先进的助听设备，我现在的听力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但为了要和常人一样，这一路也不轻松。

10岁那年，我正在读四年级，因使用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听力严重下降，11岁被确诊为中重度耳聋。家人带着我四处寻医，大半年后我才开始佩戴助听器。助听器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我马上重获听力，让我觉得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随着听力的下降，我的言语水平逐渐下降，表现为咬字不清，于是我越来越抗拒在公开场合说话，我担心一说话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我说话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大了，上堂时与同桌的悄悄话变成了与全班同学的悄悄话。

记忆中，父母从来不会刻意纠正我的发音，总是说：“你讲什么，我没听明白。”或是“你慢慢讲”。我想，几乎所有听障人都会有体会--和父母交流是最轻松的，因为你讲话他们永远都有耐心，能听懂。

每一段学习经历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从小学到高中，我在班里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那个座位能更容易听课，老师也能很好地“盯”着我。小时候经常淘气，幸运的是，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倍受老师、长辈的照顾。在他们耐心的引导下，我的天赋被带回到正途。其实我也明白，为了同样一份成绩，我必须得付出更多。慢慢地，我学会了唇读。

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一名英文老师，她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每个同学上英文课都要用英文做presentation（报告、展示），对我也没有例外。刚上高中时，我的英语很差，照着稿念都成问题，更别说要做展示了。有一次，轮到我做展示，前一天下午放学后，一个小组的同学都留下来帮我准备。他们一个一个词地帮我查字典、查音标，班长告诉我，明天上台后就不管怎样一定要坚持展示完。第二天展示的时候，

我断断续续地说完之后，发现同学们竟然一直在专心地听着，一向严肃的班主任也对我报以我微笑。在这样的班级氛围之下，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正是这种自信，在未来改变了我很多。

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很突出，第一年高考落榜，复读后的成绩比第一次还差。可是，正所谓上天关上一道门，必定还留着一扇窗，我偶然在志愿报考书上看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听力语言康复技术专业，马上填报了这一志愿。幸运的是，我被录取了。从此，我和听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从小频繁跟听力师接触，我对听力语言康复这个专业倍感亲切。在开始学习这个专业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熟悉，发现很多从小到大听觉上的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我也由衷地感到能学习这门专业的荣幸。

我是个喜欢实践的人，对听力语言康复领域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感兴趣。于是，我开始不断地做志愿者、义工，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应用这个专业。作为一名听障人士，同时也作为一名听力语言康复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深入了解听障儿童家庭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2013年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进修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走访听障儿童家庭的志愿活动。记得当时在与听障儿童家长交谈时，一位家长不断向我询问有关听障儿童救助项目的情况，看得出他非常期盼救助项目，但又担心项目进度慢错过了孩子的发展关键期、担心项目名额不够等，这些担心困扰着这位家长，于是他一边准备申请材料，一边尝试着寻求别的资助或者援助。

这次走访让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

1、家长对救助项目的要求和审批时间特别敏感，提交完申请表后就想知道确切的审批时间；

2、孩子接受干预之前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做，让孩子在家放任自流，这可能会错失很好的语言学习机会；

3、孩子接受干预后，家长认为只要交给康复中心的专业老师就行了，家长的责任就是赚钱支持孩子的康复，但这对孩子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发现这些问题后，我利用学到的专业知识，结合自身的经历向家长介绍了全面康复的观点，以及家长在听障儿童康复中的重要作用。令人欣喜的是，这位家长接受了我的建议，表示会努力按照正确的方法陪伴孩子。大约半年后，这位家长告诉我孩子已经准备做人工耳蜗手术了，医生说孩子的术前评估效果很好。这次走访活动一直激励着我，只有更专业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对那些一路上给予我支持的人，我心怀感恩！我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听力学家，竭尽所能为听障人士提供帮助。

未来的路上与君共勉。

 
来源：耳朵树 http://www.earmedicalmap.com/tech/show/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