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聋人日｜迷途中的听障老人，谁送他回家？
六十多年来，患听障的陈秋菊第一次走失，在自己经常出没的集市。
9月6日上午，她像往常一样，去三十铺镇赶集，返途中，从不坐班车的陈秋菊跟着熟人一起上了车。中途，熟人下车探望儿子，她也赶紧下了车，却定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G312主干道上，车辆呼啸而过。陈秋菊开始嚎啕大哭，来回踱步。不久便引起了附近工厂一位保安的注意。
帮寻亲属的过程并不简单，何况是这样一位不能给出任何信息的听障老人。保安报警之后，民警随即赶到，并按照老太手指的方向，询问沿街民众、派出所和居委会，两小时过后，一无所获。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老人暂放在六安市救助站。
“我们也很为难，我们尝试让她写字，也还是不行。”救助站蔡老师想尽了办法，也无法获得老人的任何信息。最终，按照惯例，只能拍了照片，将基本的信息——编号、年龄、性别、走失地点、特征描述和联系方式等整理传给我们今日头条公益寻人项目组。
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核实了信息，并将陈秋菊的寻亲信息弹窗给了六安市部分的今日头条用户。幸运地是，下午1点左右，她的外孙女正好看到了我们APP上发布的这条寻亲信息，发现正是自己走失的外婆；在信息发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陈秋菊便安全回了家。
陈秋菊是幸运的。老人走失是全球公益组织关注的议题之一，而像陈秋菊这样的听障老人走失后，由于言语存在问题，很多都不知所踪。
2016年2月21日上午，元宵节的前一天，70岁的张正君在四川成都简阳市走失；张正君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病吃药，导致一辈子听障。远在贵州的小女儿张会在得知消息后，火速赶往简阳老家，与姐姐一起，动员一切力量上街寻找，无果。后来，他们报案，贴海报，咨询救助站，填写寻亲网信息以及寻求我们的帮助，而一年多过去了，张正君老人依旧下落不明。
国际上，为了呼吁更多人关注聋人群体、帮助聋人康复，1957年，世界聋人联合会决定，1958年9月28日为第一个国际聋人节，并规定以后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国际聋人节。而今天，正是第60届国际聋人节。
今日头条正式启动头条寻人项目，是在去年的2月份。基于精准的地理推送技术，把寻人消息优先推荐给走失者附近的今日头条用户，希望他们一起帮忙寻找走失者。1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弹窗了23353条寻人启事，其中有关老人走失的寻人信息有8409条，听障老人有298条，占走失老人总人数的3.5%。
无疑，时间是走失最大的天敌。由于听障老人群体表面上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他们的走失，除了自主因素、精神状况之外，更多地是来自自身缺陷，即无声的世界和无法被理解的尴尬。感应手环、GPS定位鞋、DNA比对、人脸识别系统或是我们的精准地域弹窗技术等，这些对于走失的听障老人而言，更困难的或许是如何证实走失和走失后的信息核实。
找回来是幸运 找不回来是“命运”
“要不是他受伤倒在地上，根本没人发现他就是我们这23天正在到处寻找的人。”抚顺市救助站王科长说。
8月28日凌晨，辽宁抚顺一位市民在路边看到了由于被车刮伤，躺在地上的老人，遂电话报警，随后老人被120急救车送往市中心医院救治。但一番沟通之后，医护人员发现老人听障，无论是尝试写字还是手势比划，都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身份信息，便通知了救助站。
同陈秋菊老人的操作流程一样，抚顺市救助站迅速整理信息，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核实信息之后，随即将寻亲信息弹窗给抚顺市的全部今日头条用户。碰巧的是，救助站的学雷锋志愿者群里，一位工作人员看到信息后，怀疑这位老人正是前不久有人在派出所备过案，需要寻找的人。
抚顺市派出所通知报案家属，救助站拿出照片向家属确认，经双方确认后，家属终于在医院将老人认领回家。
据王科长说，老两口都是听障人，子女在外面打工，平常老人在外面捡废品，维持生活。8月5日，老人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家，老伴就是那天去派出所报了案。
其实，不仅是寻找过程有难度，确认听障老人是否走失也有很大的困难。六安市的陈老太要不是在马路上大哭和来回走动，抚顺市那位听障老人要不是倒地昏厥，仅凭他们干净的外表和正常的行为方式，绝不会引起任何的关注，也不会让旁人产生怀疑，他们其实属于“走失人群”。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走失老人都能一样的幸运，无论是动用全市的所有力量，还是依靠精准地域弹窗寻人等互联网技术，能找回来的毕竟是少数，况且在走失之后，他们可能面临饥饿、寒冷、伤害或是交通事故，乃至死亡。
2008年12月15日，山西运城的郑翠云母亲冉淑青外出后走失了。那年，母亲65岁，是一位听障人。
从在附近万荣县、稷山县等附近市区张贴寻人启事，登电视台小广告，网站寻亲，去救助站、派出所备案，借助朋友圈转发，去央视《等着我》大型寻亲栏目登记，她们一方面尝试着借助外力来找母亲；另一方面，郑翠云说，只要一有时间，她们就会骑着电动车，带着寻人海报到处去找自己的母亲。
母亲一生艰苦受难，小时候因为感冒发烧，吃药致听障，听力和语言功能的丧失使她不能正常地与旁人沟通，但生活也并没有压倒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煤球，母亲见到一些烧砖没烧透的煤炭，也顾不上烫手，直接拿起，放进篮子里；没钱买棉衣，也是母亲自己轧棉花，扯布，缝纫，做衣服……
郑翠云哭了，她不敢去回忆过去的母亲，也不敢去想象现在和未来的母亲。母亲爱赶集，爱看戏，她会经常梦见母亲在集市上追着唱戏的班子，她也会梦到母亲哭。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她说自己在大街上闲逛，隐隐约约中看见前方一位老太的背影与自己母亲特别像，便疯了似地追上去，拍了下肩膀，等老太回头，她说自己差点哭出来，不是母亲。
她现在也不敢看那些在路边捡垃圾的老人，心里难受，她会想母亲是不是和他们一样，没衣服穿，没饭吃。她有时候倒希望自己忙一些，好让别的事情来占据自己的时间和想母亲的念头。
9年的时间，他们也陆陆续续得到了一些的线索，他们知道母亲在最后走丢时坐过开往稷山县和万荣县的班车，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他们着力寻找的地点。也有邻村的人给他们打过电话，每次都是怀着好大的期望过去，却发现不是。“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
郑翠云兄妹五人没有放弃，9月7日，他们向我们寻人组发来一封求助信，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能找到自己的母亲。“要是找到了，我再也不离开我妈了，她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里。”
截止9月下旬，根据我们对298位走失听障老人的家属回访，目前有114位走失者尚未找到，占走失听障老人总数的38.3%。
湖南常德的贺赞旺已经花了26年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听障母亲郭真香。1991年，贺赞旺因为想买一双新球鞋，和继父大吵一架，赌气之下，打算去离自己一百多公里远的叔叔家要钱。他扭头就走了，没跟母亲说，也不知道母亲就跟在自己身后。3天后回家，才知道母亲为了找他，已经3天都没有回家了。那年，贺赞旺15岁，也是那年开始，他便开启了一段艰辛而苦涩的寻母之路。
今日头条和民政部下属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联合发布过一份走失老人的白皮书，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我国老人走失主要发生在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区，与留守老人问题相伴相生。调查得出，中小城市与西部农村是我国老人走失的重灾区。
根据我们的回访数据可以看出，听障老人的走失地点多发生在边远小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大多都是外出迷路走失的。宋宗合院长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听障老人走失多是由于家庭照顾缺失、陌生环境等因素，但若加上失智，他认为救助可能会更加困难；再者，他觉得，听障障碍和方言沟通障碍类似，都是语言听不懂，给收治，周转，救治和护送等整个过程造成很大的困扰，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地域和时间的关系，老人很可能冻饿致死。
“如果老人是在城市走失，派出所和市民都可能会发现，最终送往救助站，但是乡村走失的听障老人，村民一是不知道如何求助，再者也没有救援意识。”马鞍山救助站申站长认为听障老人在偏远地区走失，由于人口较少和意识薄弱，往往在救助上会有更大的困难。
“他们不像是走丢的孩子，能被路人及时发现。”北京志援应急服务中心的徐广春老师同样认为，听障老人的受关注度远不及儿童和其他类型的走失老人。正如宋宗合院长说的，听障老人看似和普通人一样，一旦交流起来，才会发现问题。所以，在最初确认走失上就是一个难题。
即使确认走失情况属实，后期的救助也未必能顺利。抚顺市救助站王科长认为，救助走失的听障老人，存在三方面的困难：一是，与患病的老人相比，他们即使只能只言片语，也能给出一定的信息，但是听障老人，由于听力和语言沟通的问题，信息完全无法查对；二是，听障老人，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不会写字，也没有学过正规的手语，即使让专业学校的老师来交流，由于信息不对称，也无法正常沟通；三是，在晚上的城市交通中，听障老人由于听力问题，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贺赞旺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那些他曾经见过的走失听障妈妈——年龄在55-80岁之间，听障，不会手语，不会写字，大多数在河北、安徽、江苏、湖南和湖北一带。有的居住在当地的养老院，有的在当地重组了家庭，有的独居，还有的在流浪。“大概有两三百人，由于无法沟通，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把信息传递出去，帮她们寻找自己的亲人。”
互联网+寻亲 能否为听障老人找到回家路？
老龄化问题，已逐渐发展为一个全球问题，而相伴随的老人走失，也相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社会顽疾，目前国际上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比较常用的技术就是定位防走失，比如GPS定位器、防走失手环、“生命吊坠”等。
然而，这些技术大部分仅存于预防阶段，对于已经走失的老人而言，它们也显得苍白无力，况且对于那些防范意识较低的家属，没有佩戴任何器件甚至是基本信息纸条的走失人群，尤其是听障老人，他们的走失就意味着完全失联。
“就算是后期的寻找，因为指纹比对、人脸识别或是DNA检测等这些技术并不完善，很多地方在社会系统建设和技术上都存在差异，寻找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宋宗合院长认为这些所谓的新技术在地域上存在技术鸿沟。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知道，多数老人走失后，要么是家属第一时间直接报警或是被好心人发现报警，要么是被救助站接收，要么是志愿者在全城搜救。为了提高寻人的成功率，及时让走失的人群回家，我们今日头条公益寻人已陆续和全国2041个救助站、30余家公安局展开合作，同时成立了头条寻人全国志愿者联盟。
在多方合作下，截至2017年8月底，我们的头条寻人共弹窗18237例寻人启事，覆盖290多个城市地区。目前，已帮助3000余人回家。
但是，仍然还有大量的走失者没有被找到，也还有很多在救助站的受助者没有回家，这其中就包括像贺赞旺、郑翠云等这样长期寻找但至今也毫无线索的听障老父母亲，也有因长期走失而无法进行精准地域推送的人。
我们常常会为此感到揪心，因为无论针对哪一类的走失事件，时间都是一样的紧迫。时间越长，不仅意味着无法进行精准地域推送，而且，走失者面临的危险系数会越大，寻找成功的概率就会越低。
时间不会消除伤痛，它似乎只会让走失的人群越走越远，让未知越来越大，让寻找亲人的希望越来越弱。自从上了央视《等着我》栏目之后，贺赞旺说自己对找到母亲的希望越来越小。“不是不找了，是感觉找不到了。”之前由于没有传播母亲走失的渠道，贺赞旺说自己只能骑摩托车，一公里一公里地找，后来有了媒体的帮助，一晚上能接到上百条线索，他本以为百分之百地能找到母亲，结果却是接二连三的失望。现在他就想让更多的妈妈回家。
后来我们又去联系了贺赞旺，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将“妈妈回家”网站上近百位的听障妈妈信息整理发布出来，帮她们回家。他答应了，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感激又兴奋。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家庭而言，过日子，一个都不能少。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陈秋菊为化名。如果您有张正君、李朝英亲属、冉淑青、贺赞旺母亲和贺赞旺其他“妈妈”亲属的信息，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来源：今日头条
9月6日上午，她像往常一样，去三十铺镇赶集，返途中，从不坐班车的陈秋菊跟着熟人一起上了车。中途，熟人下车探望儿子，她也赶紧下了车，却定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G312主干道上，车辆呼啸而过。陈秋菊开始嚎啕大哭，来回踱步。不久便引起了附近工厂一位保安的注意。
帮寻亲属的过程并不简单，何况是这样一位不能给出任何信息的听障老人。保安报警之后，民警随即赶到，并按照老太手指的方向，询问沿街民众、派出所和居委会，两小时过后，一无所获。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老人暂放在六安市救助站。
“我们也很为难，我们尝试让她写字，也还是不行。”救助站蔡老师想尽了办法，也无法获得老人的任何信息。最终，按照惯例，只能拍了照片，将基本的信息——编号、年龄、性别、走失地点、特征描述和联系方式等整理传给我们今日头条公益寻人项目组。
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核实了信息，并将陈秋菊的寻亲信息弹窗给了六安市部分的今日头条用户。幸运地是，下午1点左右，她的外孙女正好看到了我们APP上发布的这条寻亲信息，发现正是自己走失的外婆；在信息发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陈秋菊便安全回了家。
陈秋菊是幸运的。老人走失是全球公益组织关注的议题之一，而像陈秋菊这样的听障老人走失后，由于言语存在问题，很多都不知所踪。
2016年2月21日上午，元宵节的前一天，70岁的张正君在四川成都简阳市走失；张正君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病吃药，导致一辈子听障。远在贵州的小女儿张会在得知消息后，火速赶往简阳老家，与姐姐一起，动员一切力量上街寻找，无果。后来，他们报案，贴海报，咨询救助站，填写寻亲网信息以及寻求我们的帮助，而一年多过去了，张正君老人依旧下落不明。
（女儿张会清楚地记得，父亲走失那天，他戴着黑色毛帽、黑眼镜，穿着深色夹克和蓝色的裤子，脚穿毛皮鞋。一年了，她们希望父亲早点回家。）
张会在找自己的父亲，山东曹县的七旬听障老太李朝英（新身份证姓名）却在寻找自己的亲人。1986年，李老太可能被人贩子拐卖，脱身后流落到山东菏泽曹县，被当地一户人家收留。三十年来，李老太时常比划，说自己家里有子女，想要回家；她会比划着老家的人喜欢吃腊肉，种了很多花椒，也会吃南瓜花，下地干活的时候会把孩子用背带背着。2017年6月，我们帮助李老太发布了寻亲信息，三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人来接李老太回家。
（20年前流落到山东菏泽曹县的七旬听障老太李朝英。）
据统计，我国听力残疾人约有2057万，居视力残疾、肢残、智残等五大残疾人群数量之首，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67%。而针对聋人的特殊教育虽然在目前得到了长足进步，但是对于已经成年的聋人群体来说，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无法跟外界进行顺畅的沟通。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宋宗合院长认为听障人属于残障人的一种，如果他们走失，由于听力和语言功能的丧失，相应就会丧失主动求救的能力，因而无论是确认走失、核实信息还是帮寻亲属都存在极大的困难。国际上，为了呼吁更多人关注聋人群体、帮助聋人康复，1957年，世界聋人联合会决定，1958年9月28日为第一个国际聋人节，并规定以后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国际聋人节。而今天，正是第60届国际聋人节。
今日头条正式启动头条寻人项目，是在去年的2月份。基于精准的地理推送技术，把寻人消息优先推荐给走失者附近的今日头条用户，希望他们一起帮忙寻找走失者。1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弹窗了23353条寻人启事，其中有关老人走失的寻人信息有8409条，听障老人有298条，占走失老人总人数的3.5%。
无疑，时间是走失最大的天敌。由于听障老人群体表面上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他们的走失，除了自主因素、精神状况之外，更多地是来自自身缺陷，即无声的世界和无法被理解的尴尬。感应手环、GPS定位鞋、DNA比对、人脸识别系统或是我们的精准地域弹窗技术等，这些对于走失的听障老人而言，更困难的或许是如何证实走失和走失后的信息核实。
找回来是幸运 找不回来是“命运”
“要不是他受伤倒在地上，根本没人发现他就是我们这23天正在到处寻找的人。”抚顺市救助站王科长说。
8月28日凌晨，辽宁抚顺一位市民在路边看到了由于被车刮伤，躺在地上的老人，遂电话报警，随后老人被120急救车送往市中心医院救治。但一番沟通之后，医护人员发现老人听障，无论是尝试写字还是手势比划，都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身份信息，便通知了救助站。
同陈秋菊老人的操作流程一样，抚顺市救助站迅速整理信息，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核实信息之后，随即将寻亲信息弹窗给抚顺市的全部今日头条用户。碰巧的是，救助站的学雷锋志愿者群里，一位工作人员看到信息后，怀疑这位老人正是前不久有人在派出所备过案，需要寻找的人。
抚顺市派出所通知报案家属，救助站拿出照片向家属确认，经双方确认后，家属终于在医院将老人认领回家。
据王科长说，老两口都是听障人，子女在外面打工，平常老人在外面捡废品，维持生活。8月5日，老人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家，老伴就是那天去派出所报了案。
其实，不仅是寻找过程有难度，确认听障老人是否走失也有很大的困难。六安市的陈老太要不是在马路上大哭和来回走动，抚顺市那位听障老人要不是倒地昏厥，仅凭他们干净的外表和正常的行为方式，绝不会引起任何的关注，也不会让旁人产生怀疑，他们其实属于“走失人群”。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走失老人都能一样的幸运，无论是动用全市的所有力量，还是依靠精准地域弹窗寻人等互联网技术，能找回来的毕竟是少数，况且在走失之后，他们可能面临饥饿、寒冷、伤害或是交通事故，乃至死亡。
2008年12月15日，山西运城的郑翠云母亲冉淑青外出后走失了。那年，母亲65岁，是一位听障人。
（图为郑翠云的母亲冉淑青。郑翠云供图。）
那天上午，母亲换了件褐棕色春装外套，就去赶集买了红枣和麻花，下午便搭了前往运城市盐湖区方向的班车，她想去二女儿的家里，打算看完二女儿后，顺便和正在二女儿家的小女儿郑翠云一起回老家，却不料自此一去不返。
从在附近万荣县、稷山县等附近市区张贴寻人启事，登电视台小广告，网站寻亲，去救助站、派出所备案，借助朋友圈转发，去央视《等着我》大型寻亲栏目登记，她们一方面尝试着借助外力来找母亲；另一方面，郑翠云说，只要一有时间，她们就会骑着电动车，带着寻人海报到处去找自己的母亲。
母亲一生艰苦受难，小时候因为感冒发烧，吃药致听障，听力和语言功能的丧失使她不能正常地与旁人沟通，但生活也并没有压倒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煤球，母亲见到一些烧砖没烧透的煤炭，也顾不上烫手，直接拿起，放进篮子里；没钱买棉衣，也是母亲自己轧棉花，扯布，缝纫，做衣服……
郑翠云哭了，她不敢去回忆过去的母亲，也不敢去想象现在和未来的母亲。母亲爱赶集，爱看戏，她会经常梦见母亲在集市上追着唱戏的班子，她也会梦到母亲哭。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她说自己在大街上闲逛，隐隐约约中看见前方一位老太的背影与自己母亲特别像，便疯了似地追上去，拍了下肩膀，等老太回头，她说自己差点哭出来，不是母亲。
她现在也不敢看那些在路边捡垃圾的老人，心里难受，她会想母亲是不是和他们一样，没衣服穿，没饭吃。她有时候倒希望自己忙一些，好让别的事情来占据自己的时间和想母亲的念头。
9年的时间，他们也陆陆续续得到了一些的线索，他们知道母亲在最后走丢时坐过开往稷山县和万荣县的班车，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他们着力寻找的地点。也有邻村的人给他们打过电话，每次都是怀着好大的期望过去，却发现不是。“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
郑翠云兄妹五人没有放弃，9月7日，他们向我们寻人组发来一封求助信，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能找到自己的母亲。“要是找到了，我再也不离开我妈了，她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里。”
截止9月下旬，根据我们对298位走失听障老人的家属回访，目前有114位走失者尚未找到，占走失听障老人总数的38.3%。
湖南常德的贺赞旺已经花了26年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听障母亲郭真香。1991年，贺赞旺因为想买一双新球鞋，和继父大吵一架，赌气之下，打算去离自己一百多公里远的叔叔家要钱。他扭头就走了，没跟母亲说，也不知道母亲就跟在自己身后。3天后回家，才知道母亲为了找他，已经3天都没有回家了。那年，贺赞旺15岁，也是那年开始，他便开启了一段艰辛而苦涩的寻母之路。
（母亲走失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贺赞旺就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找她，随车携带的一张地图已经被翻烂。）
湖南、湖北、安徽，贺赞旺在这26年里，跑遍了常德临近省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农村，他甚至没日没夜地开车，最长达38个小时，贴了上万份的寻人海报，寻求当地媒体的帮助，也在2013年上了《等着我》栏目，见了两三百位疑似听障老太太，却没有一位是自己的听障母亲，而这段未知的寻亲路仍在继续。
听障老人走失 救助更困难今日头条和民政部下属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联合发布过一份走失老人的白皮书，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约有1370名老人走失。我国老人走失主要发生在大量人口流出的地区，与留守老人问题相伴相生。调查得出，中小城市与西部农村是我国老人走失的重灾区。
根据我们的回访数据可以看出，听障老人的走失地点多发生在边远小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大多都是外出迷路走失的。宋宗合院长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听障老人走失多是由于家庭照顾缺失、陌生环境等因素，但若加上失智，他认为救助可能会更加困难；再者，他觉得，听障障碍和方言沟通障碍类似，都是语言听不懂，给收治，周转，救治和护送等整个过程造成很大的困扰，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地域和时间的关系，老人很可能冻饿致死。
“如果老人是在城市走失，派出所和市民都可能会发现，最终送往救助站，但是乡村走失的听障老人，村民一是不知道如何求助，再者也没有救援意识。”马鞍山救助站申站长认为听障老人在偏远地区走失，由于人口较少和意识薄弱，往往在救助上会有更大的困难。
“他们不像是走丢的孩子，能被路人及时发现。”北京志援应急服务中心的徐广春老师同样认为，听障老人的受关注度远不及儿童和其他类型的走失老人。正如宋宗合院长说的，听障老人看似和普通人一样，一旦交流起来，才会发现问题。所以，在最初确认走失上就是一个难题。
即使确认走失情况属实，后期的救助也未必能顺利。抚顺市救助站王科长认为，救助走失的听障老人，存在三方面的困难：一是，与患病的老人相比，他们即使只能只言片语，也能给出一定的信息，但是听障老人，由于听力和语言沟通的问题，信息完全无法查对；二是，听障老人，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不会写字，也没有学过正规的手语，即使让专业学校的老师来交流，由于信息不对称，也无法正常沟通；三是，在晚上的城市交通中，听障老人由于听力问题，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贺赞旺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那些他曾经见过的走失听障妈妈——年龄在55-80岁之间，听障，不会手语，不会写字，大多数在河北、安徽、江苏、湖南和湖北一带。有的居住在当地的养老院，有的在当地重组了家庭，有的独居，还有的在流浪。“大概有两三百人，由于无法沟通，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把信息传递出去，帮她们寻找自己的亲人。”
互联网+寻亲 能否为听障老人找到回家路？
老龄化问题，已逐渐发展为一个全球问题，而相伴随的老人走失，也相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社会顽疾，目前国际上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比较常用的技术就是定位防走失，比如GPS定位器、防走失手环、“生命吊坠”等。
然而，这些技术大部分仅存于预防阶段，对于已经走失的老人而言，它们也显得苍白无力，况且对于那些防范意识较低的家属，没有佩戴任何器件甚至是基本信息纸条的走失人群，尤其是听障老人，他们的走失就意味着完全失联。
“就算是后期的寻找，因为指纹比对、人脸识别或是DNA检测等这些技术并不完善，很多地方在社会系统建设和技术上都存在差异，寻找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宋宗合院长认为这些所谓的新技术在地域上存在技术鸿沟。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知道，多数老人走失后，要么是家属第一时间直接报警或是被好心人发现报警，要么是被救助站接收，要么是志愿者在全城搜救。为了提高寻人的成功率，及时让走失的人群回家，我们今日头条公益寻人已陆续和全国2041个救助站、30余家公安局展开合作，同时成立了头条寻人全国志愿者联盟。
在多方合作下，截至2017年8月底，我们的头条寻人共弹窗18237例寻人启事，覆盖290多个城市地区。目前，已帮助3000余人回家。
但是，仍然还有大量的走失者没有被找到，也还有很多在救助站的受助者没有回家，这其中就包括像贺赞旺、郑翠云等这样长期寻找但至今也毫无线索的听障老父母亲，也有因长期走失而无法进行精准地域推送的人。
我们常常会为此感到揪心，因为无论针对哪一类的走失事件，时间都是一样的紧迫。时间越长，不仅意味着无法进行精准地域推送，而且，走失者面临的危险系数会越大，寻找成功的概率就会越低。
时间不会消除伤痛，它似乎只会让走失的人群越走越远，让未知越来越大，让寻找亲人的希望越来越弱。自从上了央视《等着我》栏目之后，贺赞旺说自己对找到母亲的希望越来越小。“不是不找了，是感觉找不到了。”之前由于没有传播母亲走失的渠道，贺赞旺说自己只能骑摩托车，一公里一公里地找，后来有了媒体的帮助，一晚上能接到上百条线索，他本以为百分之百地能找到母亲，结果却是接二连三的失望。现在他就想让更多的妈妈回家。
后来我们又去联系了贺赞旺，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将“妈妈回家”网站上近百位的听障妈妈信息整理发布出来，帮她们回家。他答应了，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感激又兴奋。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家庭而言，过日子，一个都不能少。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陈秋菊为化名。如果您有张正君、李朝英亲属、冉淑青、贺赞旺母亲和贺赞旺其他“妈妈”亲属的信息，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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